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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儒学来讲，理想人的培养和和谐家庭的建立毕竟只是为达到最终目的──治国平天下──铺平了道路，要使国泰民安、歌舞升平的景象出现，根本上还需要现实政治的努力。天下统一，政治清明；上下有分，等级有序；尊贤礼士，君仁臣义；君民同乐，轻敛薄赋：这既是儒学家们憧憬、瞻望的理想社会的格局，也是他们终身倡导，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现实政见和主张。
儒家仁政、德治的政治主张，严格地说，只是一种管理社会的理想。而儒家所憧憬和企求的理想社会，便是一个安定、和谐与统一的治平之世。从孔子的天下归仁、近悦远来、“四海之内皆兄弟”，孟子的政治清明、君民同乐、百姓“亲睦”，到荀子的上下协调、“群居和一”“四海之内若一家”等等无不构画出一幅社会稳定和谐的美妙蓝图。
先秦儒家这种从仁学的基点出发建构而成的美好社会的图景，到了秦汉之际，便自然地发展为“大同”理想。“大同之世”显然是对原始社会的带有理想化成分的描述，但它表达了儒家对这种理想社会的向往，它抓住了“天下为公”这一公有制社会的本质特点，肯定了原始民主、平等和互爱互助的人际关系，为后来的思想家提供了一份极有价值的思想资料。
儒家在提出“大同”理想的同时，从社会现实出发，又肯定“大道既隐”，“天下为公”已被“天下为家”所代替。出现了财产私有，“货力为己”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教度，人们“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官爵、财产世世代代相沿袭，形成君臣、父子、夫妇的等级关系，于是，便有必要“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维护宗法等级秩序，区分尊卑上下贵贱的礼义制度，就这样应运而生了。儒家把这种需要用礼义制度、道德规范来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社会称之为“小康”社会，并认为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产生的，这实际上是肯定了孔孟所倡导的礼义之治的历史必然性，亦表达了儒家的较低一层次的社会理想。
然而，不仅“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是一个乌托邦，就是“天下为家”的“小康”社会，以仁义为法则来协调一切人与人的关系，也具有一定的空想色彩。孔孟学说的遭遇就早已证明了这一点。孔孟提倡的重德治教化，省刑去罚，一方面固然有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减轻受剥削压迫的程度，从而对发展经济和实现社会的稳定和谐产生积极的影响，表现出较多的人民性和历史远见。但另一方面，这种善良的愿望和主张却不符合统治者急功近利的现实需要，扩大疆域，称霸诸侯，一统天下，需要的是暴力、酷刑等更为有力的，现实的手段。
于是，我们便可以看到，儒家这种以仁学为基础的政治理论和社会理想，其本身的内容和特点就决定了它在中国二千多年封建社会的特殊的历史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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