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过秦”与“颂秦”

顾名思义，《过秦论》应该是论述统一天下后秦统治者的政治得失，但文章的前半部分却用不吝笔墨“赞颂”了始皇之前的几位君主的辉煌业绩。孝公时“拱手而取”的强势，惠文、武、昭襄时“宰割天下，分裂山河”的狂飙……这些似与“过秦”的主题相悖甚远。贾谊为何要做这样的处理呢？

秦国的强大始于孝公时的商鞅变法，从前３５９第一次变法到秦统一天下的前２２１年，几代君主经过１００多年的努力才实现了“包举宇内”的梦想。但１００多年的奋斗换来的“序八州而朝同列”的鼎盛国势，为什么仅仅过了十几年便“忽喇喇似大厦倾”？较之大一统的秦朝，孝公时的国力简直不堪比拟，但却所向披靡；惠文、武、昭襄时的秦国所面对的是九国的“戮力”抵抗，面对地广人众的九国，面对一比九的局势，秦国居然“开关延敌”，全不把九国放在眼里。这份潇洒，这份气势，“何其盛也”！但在拥有了整个天下后，“瓮牖绳枢之子”点燃的怒火就将这巍巍大秦帝国的广厦烧得顷刻倾圮。实力的对比，有这样一个人所共知的公式：陈涉＜九国＜秦国＜秦朝。但最终的结果却是最小的老鼠却钻进了大象的鼻子搞了个天翻地覆，力量大小与结局之间实在有些“不合逻辑”。引发读者从表面的现象入手深入思考背后的原因，再在此基础上水到渠成地明确自己的观点，这恰恰是贾谊的高明所在。

二、“仁义不施”与“攻守之势异也”

对“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教材无注，教师用书的翻译是“不施行仁义的政策而使攻守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很多参考书亦持此说。这样的解释其实是禁不住推敲的。

对于“攻”与“守”，课下注解为：攻，指秦始皇和始皇以前攻打六国，夺取全国政权的时候；守，指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此解甚是，但问题是，这种“攻”和“守”形势的变化是由于“仁义不施”而“导致”的吗？

贾谊在《过秦论》（中）有一句话：“夫兼并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亲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变，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异也。”征服天下，当然要凭借诈术与武力（也包括暴力）；但治理天下，就要顺应形势而制定适宜的政策。夺取天下与治理天下应该用不同的方法。比如孝公，变法图强，奖励耕纸，崇尚军功，“外连衡而都诸侯”，这样的决策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其目的是夺取天下，需要的是“实力”，有时也使用“诈力”；而愚黔首、隳名城、杀豪杰等看似是强固天下的手段，实则是为自己掘挖墓坑，因为治理天下是不能“骑在马上”的。可惜的是，始皇不明白这一点，他太相信“实力”的作用了。

秦灭亡六国统一天下的过程中，没有“施行仁义”；统一天下后理应把天下百姓作为子民来安抚，但却依然“先诈力而后仁义”（重视欺诈与暴力而轻视仁义），也没有“施行仁义”。“仁义不施”并不是“攻守之势异也”的原因；恰恰相反，正因为“攻守之势异也”而秦统治者却“仁义不施”，这才是是秦灭亡的根本原因。

三、“过秦”与“讽汉”

秦统一后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度，对六国旧贵族和政治上的反对派残酷镇压，统一货币和度量衡，统一文字，经略边疆，这些措施大多数是比较切合实际、符合历史进步趋势的。关于秦灭亡的原因，较流行的看法也与贾谊的“仁义不施”基本一致。贾谊在《过秦论》（中）中说：秦定天下之初，“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以仰上”，但事实上呢？繁重的徭役、沉重的赋税、残酷的刑罚使得饱经数百年战乱的人民依旧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当百姓被奴役欺压到无论如何也难逃一死的时候，“亡亦死，举大计亦死”，就会一呼百应，暴怒的潮水掀翻大船就是情理中的事了。

贾谊写作《过秦论》的时候，秦已灭亡近３０年，但“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他希望当今的统治者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应时”。实际情况是，自汉立国至汉武帝初年５０多年间，汉所采取的基本上是“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国策，贾谊作《过秦论》时的汉文帝也是个难得的仁君，可以说，《过秦论》的背后现实批判的色彩是远远淡于苏洵的《六国论》的。当然，“过秦”的现实指向是“讽汉”，但这个“讽”，委婉含蓄地提出意见的意思，贾谊此文也只不过用自己的方式阐明一己之见，或者客观上可能有给皇帝提个醒儿的作用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