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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苏洵非议荆轲之行曰：“始速祸焉”。南宋鲍彪为《战国策》作注说：“轲不足道也。”朱熹认为“轲匹夫之勇，其事无足言”。
但肯定荆轲的人更多，第一个是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结尾说：“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左思的《咏荆轲》称颂他“虽无壮士节，与世亦殊伦”，“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陶潜说他“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近代龚自珍赞扬他“江湖侠骨”。评者大都认为，荆轲虽不懂得以一人之力难以挽狂澜于既倒的道理，也不懂得秦帝国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他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在国家多事之秋挺身而出、不避艰险的精神和气概还是值得称道的。刘伯承将军挽叶挺诗“勒马黄河悲壮士，挥戈易水哭将军”，未尝不含褒荆轲之意。
当年唐雎当廷怒斥秦王时曾经说：“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仓鹰击于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怀怒未发，休祲降于天，与臣而将四矣。”（《战国策·魏策》）荆轲是春秋战国时代有名的四大刺客之一，但专诸、聂政、要离的行刺纯属“士为知己者死”，而荆轲则基本上不是为一己之私而是为“国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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