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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流派介绍三
 更新时间:2024-04-19 03:27:57

唐代韩愈、柳宗元,宋代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八人的合称,始于明代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在茅坤以前,明初朱右已采录这八家古文为《八先生文集》。更前,宋代吕祖谦的《古文关键》,取韩、柳、欧、曾、苏洵、苏轼、张耒七家为一编,而无苏辙、王安石。真德秀《跋彭忠肃文集》论文章,于韩愈后,称欧、王、曾、苏为“以大手笔追还古作”,而不提柳宗元。可见在宋代,八家说尚未定型。宋六家导源于韩,文风则有时代差异。章炳麟《与人论文书》以为韩、柳“纵材薄不能攀姬、汉,其愈隋、唐末流猥文固远。宋世吴、蜀六士,志不师古,乃自以当时决科献书之文为体,是岂可并哉?”持贬宋论。

风格流派介绍三

自明人标举唐、宋八家以后,治古文的大都以八家为宗。清代桐城派方苞选《古文约选》,姚鼐选《古文辞类纂》,其中八家古文占很大比重。储欣更于八家外增加李翱、孙樵为十家。爱新觉罗·弘历又选十家文为《唐宋文醇》,清代作为“御定”课本,影响很大。

通行《唐宋八大家文钞》164卷,有明代万历刻本及清代书坊刻本。清代魏源有《纂评唐宋八大家文读本》8卷。

苏梅

北宋诗人苏舜钦与梅尧臣的并称。在矫正西□体之弊与开辟宋诗独特境界方面,苏舜钦和梅尧臣都起过相当的作用。最先将这两位诗人并提的,是他们的诗友欧阳修。欧阳修《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诗:“缅怀京师友,文酒邀高会,其间苏与梅,二子可畏爱。”年辈稍晚于欧阳修的魏泰在《临汉隐居诗话》中记述:“苏舜钦以诗得名,学书亦飘逸,然其诗以奔放豪健为主。梅尧臣亦善诗,虽乏高致,而平淡有工。世谓之苏梅。”苏、梅二人同为西□派的反对者,文学成就也大略相当,但他们的诗风很不一样。苏诗趋向粗犷豪迈一路,梅诗则多委婉闲淡之作。因此,欧阳修《六一诗话》品评道:“圣俞(梅尧臣)、子美(苏舜钦)齐名于一时,而二家诗体特异。子美笔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圣俞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各极其长,虽善论者,不能优劣也。”这个意见是恰当的。

苏门四学士

北宋文学家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的并称。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主持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在当时的作家中间享有巨大的声誉,一时与之交游或接受他的指导者甚多,黄、秦、晁、张四人都曾得到他的培养、奖掖和荐拔。在苏轼的众多门生和崇拜者中,他最欣赏和重视这四个人。最先将他们的名字并提和加以宣传的,就是苏轼本人。他说:“如黄庭坚鲁直、晁补之无咎、秦观太虚、张耒文潜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轼独先知之。”(《答李昭□书》)由于苏轼的推誉,四人很快名满天下。《宋史·文苑(六)黄庭坚传》记载:“(黄庭坚)与张耒、晁补之、秦观俱游苏轼门,天下称为四学士。”不过“苏门四学士”这一称号只是表明这四位作家得到过苏轼的垂青和指导,接受过他的文学影响,而并不意味着他们或他们与苏轼可以统称为一个文学流派。实际上四学士造诣各异,受苏轼影响的程度有差别,文学风格也大不相同。比如黄庭坚的诗自创流派,与苏轼并称苏黄;秦观的主要成就在词,但是他的词却不走苏轼的路子,而专以纤丽婉约见长。

苏黄

北宋诗人苏轼和黄庭坚的并称。苏轼和黄庭坚是奠定宋诗风格特色的两个代表诗人。宋代诗坛自苏、黄一出,唐宋诗的界限判然始分。南宋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对此总结道:“元□(宋哲宗年号)后,诗人迭起,一种则波澜富而句律疏,一种则锻炼精而情性远,要之,不出苏黄二体而已。”这二位大诗人都是宋诗风格的体现者,其影响又都很大,因而自北宋末以后,不管是赞扬者或批评者,就常常以“苏黄”并举。《宋史·文苑(六)·黄庭坚传》云:“庭坚于文章尤长于诗,蜀、江西君子以庭坚配(苏)轼,故称苏黄。”宗尚盛唐的南宋批评家严羽则在《沧浪诗话》中批评苏黄“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张戒《岁寒堂诗话》更指责说:“(诗)坏于苏黄”,又说:“子瞻(苏轼)以议论作诗,鲁直(黄庭坚)又专以补缀奇字,学者未得其所长,而先得其所短,诗人之意扫地矣。”金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只知诗到苏黄尽,沧海横流却是谁。”前人对苏黄或褒或贬,大多未免带有一定的片面性,但这些意见客观上却反映了苏黄在诗史上影响之巨大。另外,苏轼和黄庭坚都是宋代著名的书法家,推崇他们书法的人,也常以“苏黄”并称。

北宋诗文革新运动

北宋继唐代古文运动而起的文学革新运动,主要反对以“西□体”为代表的浮靡文风。但这场文学运动,同时对诗、文进行革新,与政治斗争关系更密切,历时更久,波及更广,参加者更多,其影响也更为深远。

北宋初年,国家统一,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社会较为安定,一部分上层士大夫便醉心太平,粉饰太平,歌功颂德,吟风弄月,以致晚唐五代以来的浮艳文风更有发展。但宋代立国,先天不足,北有辽国,疆域未完,无复汉、唐帝国气象。同时,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兼并日剧

,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暴露,政治斗争日趋尖锐,一些开明的中下层士大夫文人感慨国耻,满怀国忧,要求改革政治,提倡写作反映现实的诗文,推崇韩愈、白居易,便形成了对立的文风。所以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一开始便是适应政治斗争需要而起的。其发展过程大体有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宋太祖立国至真宗朝,约为10世纪70年代至11世纪初,是初发阶段,先驱者有柳开、王禹□、穆修、石介以及姚铉、孙复等。柳开首举“尊韩”的旗帜,提出重道致用、尚朴崇散、宣扬教化等主张,反对当时华靡文风。王禹□也主张宗经复古,倡导写作“传道明心”的古文,强调韩愈文论“文从字顺”的一面。他推崇李白、杜甫、白居易反映现实的诗歌,反对晚唐以来淫放颓靡诗风,并在创作上实践了自己的主张,他的诗文具有现实内容,语言平易近人,风格清新悦目,显示了诗文革新运动的最初成绩。但是,他们对文学改革的倡导,在当时影响不大,而以杨亿、刘筠和钱惟演为首的西□派华靡文风却开始泛滥。于是继起的穆修提倡为道而学文,极力反对骈文的章句声偶。他不顾流俗的诋毁,刻印韩柳集数百部在京师出售,以提倡韩柳文自任。稍后的石介,在《怪说》中指名抨击杨亿“缀风月,弄花草”,“蠹伤圣人之道”。但他们在诗文理论方面未能提出新颖切实的见解,又重道轻文,忽视文章的语言形式。除王禹□外,这些人的散文大都有辞涩言苦之病,创作成就都不高。

第二阶段在宋仁宗朝,从11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左右,是运动形成高潮的阶段,主要代表作家先后有范仲淹、李觏、尹洙、石延年、苏舜钦、梅尧臣、宋祁、欧阳修和苏氏父子、王安石、曾巩等人。先是范仲淹在仁宗天圣三年(1025)提出的改革时弊政纲中,主张改革文风。天圣七年(1029)、明道二年(1033),朝廷两次下诏申戒浮华,提倡散文。由于朝廷表态,主张改革文风之士接踵涌现。他们频繁往来,相互唱和,一齐向文坛积弊发起了空前有力的冲击,显示出浩大声势。李觏要求文以经世,发挥“治物之器”的作用,反对拟古和“雕锼以为丽”(《上李舍人书》、《上宋舍人书》、《原文》)。尹洙摒弃骈文,致力写作简而有法、辞约理精的古文。苏舜钦高度评价了古代设官采风的重大作用,认为写作诗文的根本目的是“警时鼓众”、“补世救失”,反对以藻丽为胜,提倡“道德胜而后振”(《上孙冲谏议书》)。梅尧臣论诗强调《诗经》、《离骚》传统,重视比兴,力贬浮艳堆砌恶习,要求诗叙人情、状物态,意新语工,景与意会,达到“平淡”高境。苏梅二人的诗风有豪放和淡远之别,但都注重反映现实的社会生活,有力地打击了西□体无病呻吟的浮艳诗风。他们在诗文革新运动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稍后于苏、梅的欧阳修,则是这一阶段乃至整个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他在运动中的杰出作用是:①有意把诗文革新同范仲淹领导的政治改革结合起来,使古文、诗歌和文学理论批评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从而把运动更加引向了自觉和深入。②阐明理论,指引革新。他提出了“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又认为道可充实文,而不能代替文,主张作文须简而有法,流畅自然,反对模拟与古奥。他论诗重视美刺劝戒,触事感物,提出“诗穷而后工”的著名论点,强调诗人的生活遭遇对于创作的重要作用。他推崇杜甫,赞赏李白。他首创“诗话”这一评论诗文的新体式,其《六一诗话》发表了不少精辟的文论、诗论见解。他的诗文理论,指导了作家的创作实践,指引着革新运动。③改革科场积弊,罢黜四六时文。欧阳修在嘉□二年(1057)权知礼部贡举,严格规定应试文章必须采用平实朴素的散文,坚决贬斥险怪奇涩和空洞浮华的文风。④大兴创作之风,努力提举后进。欧阳修积极写出了许多优秀散文作品,内容充实,形式新颖,平易自然,流畅宛转,曲畅旁通地叙事、说理、抒情,从而开辟了一条散文创作的通衢大道。他的诗歌在艺术上吸收了韩愈诗散文化的特点,却避免了韩诗的险怪和生僻。他的创作在诗文革新运动中起了典范作用。欧阳修爱惜人材,把一大批新老作家团结在周围。特别是他推重王安石、曾巩和苏氏父子,作为诗文革新的中坚力量,鼓励他们积极创作,保证了运动继续蓬勃发展。欧阳修采取的上述措施,作用很大,影响深广,使革新运动达到高潮,取得胜利。

第三阶段从宋英宗朝至哲宗朝,约11世纪50年代至11世纪末,是运动的完成阶段,主要代表作家是王安石、曾巩、苏轼、苏辙以及黄庭坚、秦观等人。王安石把诗文革新作为推行“新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提出文章的内容应有关“礼教治政”,“务为有补于世”,“以适用为本”(《上人书》等)。他一再痛斥“章句声病,苟尚文辞”(《取材》)的倾向,在诗歌方面独尊杜甫。曾巩、苏辙、王令等人,也各自以其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在运动的深入发展中发挥了骨干作用。而领导这次运动取得全胜的是苏轼。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文坛领袖。他提出诗文应“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凫绎先生诗集叙》),号召作家要“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但他很重视文学艺术的特征,一再指出:文学本身有如精金美玉,自有定价(见《答刘沔都曹书》等)。他又提出了“随物赋形”、“辞达”、“胸有成竹”、“传神写意”、“诗中有画”等著名论点,指导当时的创作。他的诗文词赋,都体现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苏轼也重视人才。被称为“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以及陈师道等人,都成了北宋后期杰出的作家,对北宋文学繁荣都作出了贡献。

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唐代古文运动之后,又一次把古代文学、特别是散文以及文论的发展推进了一大步。此后,以“唐宋八大家”为代表的古文传统,一直为元明清散文家奉为正宗,而明清散文更多取法于欧阳修、曾巩、苏轼等。诗歌方面,欧阳修、王安石、苏轼也给予南宋金元诗以及明代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清代宋诗派以深刻的影响。但是,由于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带有“正统”观念,也有要求文学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意味,助长了诗的散文化和“以议论为诗”的概念化倾向,为南宋理学家的散文所师法。这就表现出这一革新运动在思想上的历史局限。

南宋时期的一个诗派。因书商陈起所刊《江湖集》、《江湖前集》、《江湖后集》、《江湖续集》等诗歌集而得名。江湖派诗人的生活年代不一,身分复杂,有布衣,也有官宦。但其中以那些因功名不遂而浪迹江湖的下层文人的作品较有影响,如刘过、姜夔、敖陶孙、戴复古、刘克庄、赵汝□等,都是代表人物。

江湖派诗人多以江湖相标榜,作品表现了他们不满朝政,不愿与之合作的态度;也反映了他们厌恶仕途、企羡隐逸的情绪。

江湖派诗人的部分作品对南宋社会有较为深刻的反映。这些诗作或题咏山川、或记述事件,借以抒发作者爱国情怀,发泄对朝廷的不满,指斥权贵的丑行,再现战乱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刘过《题多景楼》,敖陶孙《中夜叹》,刘克庄《开濠行》、《苦寒行》,赵汝□《翁媪叹》,利登《野农谣》,乐雷发《逃户》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他们的作品,还常常抒写有志难申的苦闷心情以及寄人篱下的悲凉境遇。也有一些作品情绪低落,表现了消极避世的思想。

江湖派诗人的主要成就表现在古体诗和七言绝句上。他们大都不满江西诗派在诗中堆砌典故、炫耀学问的倾向,力求平直、流畅。许多人和“永嘉四灵”(见四灵体)一样,崇尚晚唐诗风,但又不像“永嘉四灵”那样专守律体,尽力锻造。一些江湖诗人喜欢仿古体乐府,或雄放劲切,或质实古朴;也有一些人专在绝句上下功夫,细致精巧,长于炼意。如叶绍翁的《游园不值》,就脍炙人口。

江湖诗派和“江西”、“四灵”一样,未能摆脱模拟之风。境界不高,气度狭小是他们的通病。由于疏于锻造,他们的一些古诗往往率意而成,显得粗糙;绝句也多存在明畅有余而含蓄不足的缺陷。

四灵体

南宋中期一个学习晚唐诗的诗歌流派及其作品的风格体制。当时永嘉(今浙江温州)诗人徐玑(号灵渊)、徐照(字灵晖)、翁卷(字灵舒)、赵师秀(号灵秀)互相唱和,因他们的字或号都带有“灵”字,故称永嘉四灵。他们鄙视欧阳修、梅尧臣以来包括江西派在内的诗,而偏袒林逋、潘阆、魏野等承袭晚唐风气的诗;口头上提倡唐诗,实则排斥杜甫、以贾岛、姚合为“二妙”,尊尚晚唐。经过叶□等人的揄扬,“四灵体”名噪一时。

四灵中徐照和翁卷都是布衣,徐玑和赵师秀做过小官。他们的人生态度是“爱闲”,“安贫”,“有口不须谈世事,无机惟合卧山林”(翁卷《行药作》)。其诗体的特点是:题材局限于流连山水;轻古体而重近体,尤重五律;律诗首尾略如题意,中四句锻炼磨莹,刻意求工,不必切题;中四句轻意联,重景联,忌用典,尚白描;追求野逸清瘦情趣。赵师秀说:“一篇幸止有四十字,更增一字,吾末如之何矣。”显出四灵体的窄小来。

四灵体作为江西诗体的对立面出现,在当时引起了一些不满江西诗体的人的响应,如江湖派中的部分诗人也崇尚晚唐,注重五律。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江西诗派的势力。但这种狭小局促的诗风同时也遭到有识之士的反对,如严羽、刘克庄等人都表示过不满,甚至连叶□后来在《题刘潜夫南岳诗稿》中也称赞刘克庄和四灵分道扬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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