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正传》，鲁迅小说代表作。写于1921年12月，文章最初发表于北京《晨报副刊》，后收入小说集《呐喊》。以下是字典语文网整理的第三单元阿Q正传知识点，请大家认真学习。

作品内容

以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农村为背景，描写未庄流浪雇农阿Q(guì),虽然干起活来真能做，但却一无所有甚至连姓名都被人遗忘了。悲惨的地位使他倍受凌辱，而他却自轻自贱，自欺自慰，用精神上的胜利来掩盖实际上的失败和被奴役的地位。后因向赵太爷的女仆“求爱”，被赵秀才打出门外。为讨"生计"，被迫进城入伙偷盗。辛亥革命波及未庄时，他从县城返回，虽一向反对"造反"，但见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对此惊恐万状，于是也不免对革命"神往"起来，正当声称"造反"，并沉浸于幼稚而糊涂的幻想之中时，摇身一变为"革命党'的假洋鬼子扬起"哭丧棒"，不许他革命，赵家遭抢后，无辜的阿Q又突然被"革命党"抓进县大牢处决了。

人物介绍

名字由来

1922年，叶永矱把《小小十年》小说稿送请鲁迅修改。一天，他问鲁迅：“阿Q是中国人，为什么要取外国名字?”鲁迅说：“阿Q是光头，脑后留着一条小辫子，这Q字不就是他的形象吗?”鲁迅自己所说的阿Q取名原由是的确如此，还是一时的笑谈，多年来都一直是文学史家们研究的一个问题。

在分析阿Q这一形象时应突出两点：一是要把他的主要特征——“精神胜利法”突出来;二是应抓住他革命的全程。

阿Quie原名是桂或贵，QUEI是民国时的罗马拼音，现在应拼为GUI，但由于此人具体的名字姓氏，鲁迅并不是十分清楚，只好为其缩写，改名为阿Q。阿Quei，阿桂还是阿贵呢?倘使他号月亭，或者在八月间做过生日，那一定是阿桂了;而他既没有号——也许有号，只是没有人知道他，——又未尝散过生日征文的帖子：写作阿桂，是武断的。又倘使他有一位老兄或令弟叫阿富，那一定是阿贵了;而他又只是一个人：写作阿贵，也没有佐证的。[3]

周作人提供了阿Q名称的另一个来源，他在《鲁迅与英文》一文说：“他是反对英文的。在光绪戊戌(1897)年他最初考进水师学堂，也曾学过英文，Question这字他当然是认识的，不久改进陆师附属的矿路学堂，便不学了，到了日本进了仙台医校之后改学德文，这才一直学习，利用了来译出好些的书。他深恶那高尔基说过的黄粪的美国，对于英文也没好感，自然他也很佩服拜伦雪莱等诗人，觉得从英文译书也可以，但是使用整句整个英文字的作风是为他所最反对的。他不用阿K而偏要用Q字，这似乎是一个问题。不过据鲁迅自己说，便只为那Q字有个小辫子，觉得好玩罢了。如有人不相信这个说明，那自然也是可以的。”

阿Q性格

早期的评论者一般认为，阿Q是辛亥革命时期“代表没落的农民的典型”[4] 。他是赤贫的雇农，社会地位低下，受压迫受剥削，被侮辱被损害，生活十分悲惨，阿Q的性格十分丰富、复杂。他有农民的优点：“真能做”，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他身上又有农民的弱点：主观、保守、狭隘、愚蠢。他还受封建思想的种种影响，严于“男女之大防”及排斥异端等等。

阿Q的主要性格特征是精神胜利法。所谓精神胜利法，就是在现实生活中处于失败者的地位，但不正视现实，用盲目的自尊自大、自轻自贱、畏强凌弱、健忘、忌讳缺点、以丑为荣等种种手法来自欺自慰，自我陶醉于虚伪的精神胜利之中。精神胜利法是一种麻醉剂，它使得阿Q不能正视自己的现实处境，不能清醒地认识自己的悲惨命运，虽然受尽欺凌，却并无真正的不平。但尽管如此，阿Q作为一个劳动人民，还是表现出自发的革命要求。当辛亥革命爆发的消息传来时，他就想“投降革命党”，希望从此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不过他的“革命观”是与落后农民的私欲和许多糊涂观念联系着的，他并没有真正地觉醒。

阿Q的精神胜利法，概括了极其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是普遍存在于中华民族各阶层的一种国民性的弱点。所以，阿Q又是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同时，由于人类各民族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类似的病态心理，因此，阿Q的精神胜利法也是对人类的一种普遍的精神弱点的形象概括。另一方面，通过阿Q这一典型新形象与革命的关系，也深刻地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通过阿Q的悲惨结局，鲁迅深刻地揭示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总结了辛亥革命没有发动和依靠农民而终于失败的历史教训，提出了农民问题在中国民族革命中的重要性。

学者汪晖在评论中谈到阿Q的形象与国民性关系时作出如下分析：

“鲁迅对辛亥革命的描绘是对国民性变化的客观契机的探索，而阿Q的社会身份也表示国民性不是抽象的总体，而是依托在各不相同的社会身份及其关系之上的。人有十等，各各分离，国民性的总谱是凝聚在每一个阶层的身份关系之上的。如果存在着一个能动地反思和呈现国民性的国民性，那么，后者也意味着一种行动的客观力量，即改造将人们相互隔绝的等级体系的行动。作为这一行动的结果，辛亥革命是一个国民自我改造的伟大事件，因而也是国民性的这一能动性的历史性展开——辛亥革命提供了阿Q转向革命的契机，但未能促发他的内部抗争或挣扎。因此，“革命”只是作为偶然的或未经挣扎的本能的瞬间存在于阿Q的生命之中。

没有挣扎，意味着没有产生主体的意志。但写出了这一没有挣扎的瞬间的鲁迅，却显示了强烈的意志—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其实也正是力图将阿Q的本能的瞬间上升为意志的表达—它无法在阿Q的革命中获得表达，而只能在对这场革命的反思中展现自身，而阿Q正是检验这场革命的试纸。因此，鲁迅不但用革命审判了阿Q，而且也用阿Q审判了革命，而使得这一双重审判的视野得以发生的，就是“仿佛思想里有鬼似的”那句话中的“鬼”。”

阿Q的革命

阿Q虽然是一个贫苦农民，但他对革命毫无认识，甚至盲目的“深恶痛绝之”，但是辛亥革命的风刚刚吹到未庄，赵太爷就威风扫地，连城里的举人老爷也悄悄地连夜把家私运到乡下来。阿Q从他的阶级地位出发本能的感到，革命既然使统治者惊恐万状，那么革命对他肯定有利，于是，他就强烈地“神往”革命。但是阿Q对革命并没有正确的认识，他认为革命就是“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在他的心目中，革命就是把地主的财产转变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可以闯进赵太爷、钱太爷的家里随意地占有他们的一切财物，还可以选一个女人做自己的老婆。另外，阿Q的革命还包含着农民式的狭隘报复，要把自己的仇人都杀头，取统治者而代之，当然，这是一种落后的农民革命观。但如果革命党能正确引导，他们是会真正觉悟起来的。但是，阿Q在对革命“神往”之后，还是那么糊涂。直到临死之前，他那可悲可笑的精神胜利法和封建正统观念依然没有改变。阿Q至死也没有觉醒。

阿Q的悲惨结局，既表明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不彻底性，也显示出农民问题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重要性。这两个方面又是互相联系的。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应该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他们的政治经济要求应该是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然而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却忽略了这些。结果让封建势力窃取了革命胜利果实，导致辛亥革命的失败。小说真实地描写了这场“换汤不换药”的情景，“革命党虽然进了城，倒还没有什么大异样。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很显然，这场革命并没有给社会带来实质性的变化，农民阶级的命运没有丝毫的改变。阿Q想参加革命，而不得其门，反而成为革命党与封建势力妥协的牺牲品，被推上了断头台，落了个“大团圆”的下场。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也如阿Q“大团圆”的命运一样，落了个失败的结局。因此，阿Q“大团圆”的结局，既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辛亥革命的悲剧。作品正是通过阿Q的悲惨结局，深刻地揭示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总结了这场革命因为没有发动和依靠农民群众而终于失败的历史教训，从而也提出了农民问题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重要性。[5]

创作历程

写作背景

《阿Q正传》向我们展现了辛亥革命前后一个畸形的中国社会和一群畸形的中国人的真面貌。它的发表，有着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文章讽刺了一些心灵丑陋的旧中国人，同时也道出了千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存在的劣根性。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内忧外患，政治腐败，民众愚昧，中华民族面临灭亡的危险。而以孙中山为首的少数有志之士，披荆斩棘，浴血奋战，试图挽救危亡的中国。这就是近现代之交轰轰烈烈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912年1月1日，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帝制结束了，中国似乎出现了希望的曙光。可是，由于领导这次革命的中国资产阶级没有动员和组织广大农民一起参加革命，壮大革命队伍，反而对要求革命的农民采取排斥和压制的态度;他们也没有彻底打击和镇压封建势力，反而采取了妥协、宽容和姑息态度。所以，革命遭到失败。例如，在武汉，曾任清廷21混成协协统，多次破坏湖南革命党人活动，又亲手杀害过起义士兵的黎元洪，却当上了革命后湖北省军政府的大都督;在绍兴，曾在徐锡麟案件中直接筹划杀害秋瑾的章介眉，也当上了革命后绍兴军政府的“治安科长”。当时，在“咸与维新”的幌子下，封建军阀、官吏个个狡诈善变，他们通过各种途径纷纷钻进革命阵营，一旦得势，便回过头来屠杀革命党。在这种形势下，帝国主义得以与封建势力勾结，一起向新生的资产阶级政权进行反扑。1912年4月，孙中山被迫辞去大总统的职务，而代表地主买办阶级的袁世凯得以窃取政权。辛亥革命失败了。

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但它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伟大任务。资产阶级把有强烈革命要求的农民拒之门外，而与封建势力妥协，这就不可能解决中国人民尤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问题。因此，广大农民在革命之后，仍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之下，承受着政治上的压迫，经济上的剥削和精神上的奴役。他们仍然“想做奴隶而不得”。

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向来采取暴力镇压和精神奴役的政策。就后者说，是利用封建礼教、封建迷信和愚民政策。在阿Q身上，我们可以看出封建精神奴役的“业绩”和被奴役者严重的精神“内伤”。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历史，是受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的屈辱史，封建统治阶级在这种特殊的历史下形成一种变态的心理，一方面对帝国主义者奴颜婢膝，表现出一副奴才相;另一方面对自己统治下的臣民又摆出主子的架子，进行疯狂的镇压，凶狠的盘剥。鲁迅不止一次地对这种畸形变态心理作出精妙的概括：“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慰。所以中国人倘有权利，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华盖集·通讯》)他们对帝国主义侵略本已到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地步，但偏要自称“天朝”，沉醉在“东方的精神文明”中，鼓吹中国文明“为全球所仰望”。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却追求精神上的胜利。这一思想深深毒害着处于下层的劳动人民。我们从《阿Q正传》中就可以看出，阿Q和赵太爷，在某种程度上，其实都是一类货色，假如阿Q得势，将是个赵太爷，假如赵太爷失势，则又会是活脱脱一个阿Q。从更远的思想根源来说，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思想陈陈相因，封建礼教、封建道德规范一代代从精神上麻醉和毒害劳动人民。这种麻醉和毒害造成了阿Q的愚昧落后和麻木不仁。

统治者的“精神胜利法”和对人民进行的封建麻醉教育，正是造成劳动人民不觉醒的精神状态的麻醉剂。这种麻醉剂只能使劳动人民忘却压迫和屈辱，无反抗，无斗志，永远处在被压迫、被剥削、受毒害的状态中，成为封建统治者的奴才和顺民。(有关这方面的形象论述，参看《语文读本》第三册鲁迅《春末闲谈》。)

鲁迅以思想家的冷静和深邃思考，以文学家的敏感和专注，观察、分析着所经历所思考的一切，感受着时代的脉搏，逐步认识自己所经历的革命、所处的社会和所接触的人们的精神状态。这便是《阿Q正传》基本的写作背景。

写作意图

鲁迅先生一生都在思考国民性问题，他一生以笔为刀，解剖中国人的灵魂，对民族精神的消极方面给予彻底的暴露和批判。鲁迅先生创作《阿Q正传》意在“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让世人清醒头脑。

鲁迅后来自述写作过程说：

“第一章登出以后便‘苦’字临头了，每七天必须作一篇。我那时虽然并不忙，然而正在做流民，夜晚睡在做通路的屋子里，这屋子只有一个后窗，连好好的写字的地方也没有，那里能够静坐一会，想一下。伏园虽然还没有现在这样胖，但已经笑嘻嘻，善于催稿了，……”。

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自然，做起小说来，总不免自己有些主见的。例如，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 ‘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他又在《〈呐喊〉自序》中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他在谈到《阿Q正传》的成因时，说他要“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又说：“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灵魂，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在将来，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而现在还少见，所以我也只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

根据鲁迅做小说的目的、治疗国民弱点的论述和《阿Q正传》的成因等言论，我们可以概括《阿Q正传》的创作意图：着眼于启蒙，写出中国人的人生，主要是广大受剥削压迫的劳动人民的苦难、悲惨而又愚昧落后的人生，希望改良这悲惨的人生，唤醒沉睡的民众。作者在这篇小说中，为疗救这样病态的社会、病态的国民而发出痛苦的呐喊。[6]

特色

(1)塑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鲁迅娴熟地运用典型化的创作方法，采用了融现实与历史于一炉的手段，“杂取种种人”，创造典型形象，勾勒出沉默的国民的灵魂，从而使典型具有极大的艺术概括力量。

(2)小说采用了悲喜交融的表现手法。作品引起人们的阵阵笑声，但同时又是一出写得异常沉重的悲剧，寓庄于谐，亦庄亦谐，在笑声里隐含着深沉的忧郁与哀痛。

(3)用“传记”式结构，塑造了一个圆满的典型形象。小说继承了我国传统小说以叙述为主，把情景和场面描写融入叙述的表现手法，来表现人物的复杂命运和性格。

《阿Q正传》的基调是悲喜剧相结合与出色的讽刺艺术。其喜剧因素由夸张、幽默、滑稽、讥讽、反语等多种表现手法构成。讽刺艺术主要分两类：对赵太爷等重在揭露其贪婪阴毒的丑恶灵魂;对阿Q则是含泪的鞭挞，重在显示其虚妄、健忘和耻辱。

现实主义的严峻性与表现主义带来的“间离效果”在小说中同时并存。

孔庆东谈《阿Q正传》时认为，“如果你看《阿Q正传》前面的部分，你怎么看都觉得它太不正经了、太不严肃了”，但“表面上看上去不严肃的东西可能是最庄严的“，《阿Q正传》是不同于现代文学“严肃的不能再严肃的、字里行间都流淌着血泪的”一篇作品。

作者简介

鲁迅(1881.9.25～1936.10.19)，浙江绍兴人，原名周树人，字豫山、豫亭，后改名为豫才。还有邓江、唐俟、邓当世、晓角等。中国现代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和教育家。 他时常穿一件朴素的中式长衫，头发像刷子一样直竖着，浓密的胡须形成了一个隶书的“一”字。毛主席评价他是伟大的无产阶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也被人民称为“民族魂”。鲁迅祖籍河南省汝南县，小时享受着少爷般的生活，慢慢家基衰败变得贫困。青年时代受达尔文进化论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898年鲁迅从周樟寿更名为周树人。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但是因为一部影片，深知仅仅医生是不能拯救当时的国人，从此后从事文艺工作，希望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05—1907年，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文。期间曾回国奉母命结婚，夫人朱安。1909年，与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译《域外小说集》，介绍外国文学。同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1918年以“鲁迅”为笔名，发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时年38岁。在此之前，他是一名医学院学生，因战乱奋起改行为作家。鲁迅生平是一个“爱书如命”的人。1927年与许广平女士结合，生有一男名周海婴。1936年10月19日因病逝世于上海。著作收入《鲁迅全集》，作品及《鲁迅书信集》，并重印鲁迅编校的古籍多种。1981年出版了《鲁迅全集》(共十六卷).2005年出版了《鲁迅全集》(共十八卷)。他的著作主要有《祝福》、《阿Q正传》、《狂人日记》等。北京、上海、绍兴、广州、厦门等地先后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鲁迅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共数十篇(首)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小说《祝福》、《阿Q正传》、《药》等先后被改编成电影。从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时(1918年5月)，始以“鲁迅”为笔名。他的著作主要以小说、杂文为主，代表作有：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等，散文集《朝花夕拾》(原名《旧事重提》)、《野草》，杂文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南腔北调集》、《三闲集》、《二心集》、《而已集》、《且介亭杂文》等。

鲁迅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共数十篇(首)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等，已成为家喻户晓的艺术形象小说《祝福》、《阿Q正传》等先后被改编成电影。北京、上海、广州、厦门等地先后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同时他的作品被译成英、日、俄、西、法、德等5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拥有广大的读者。

鲁迅以笔为武器，战斗一生，被誉为“民族魂”、现代文学的旗帜，是中国现代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世界十大文豪之一。毛泽东评价他是中华文化革命的主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鲁迅先生一生的写照。

第三单元阿Q正传知识点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同学们可以好好利用提高自己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