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克明

(之一)

大自然既简单又复杂，像个朴素和蔼又渊博深沉的学者，它深藏着自己博大精深的内涵，外表却又显得极为平易随和。天真的稚子也能如鱼得水地嬉戏其中;大字不识的山村老汉数着粗硬的手指也能对付。顺应自然的活法真的挺简单，但是当你试图探究它深层内里之秘密时，它一下子又显现出层层缠裹的错综复杂，你会感到它是那么深不可测，奥妙无穷。不论你钻透多少层，总归还有更深的一层谜把你兜住，你仍然不知道造成这更深一层“果”的“因”又是什么。人啊!凭你这点本事休想跳出“未知”罗网的盘丝洞。

大自然似乎更偏袒简单的活法。头脑简单的羚羊也可以悠哉地生活在大草原;从不思考的蚯蚓也可以舒缓地纵横地下，繁衍生息。大自然只消交给它们几件“本能”的看家本事，就够它们吃一辈子的。倘若你看到蚯蚓无端地爬上高出的路面，两天内必有一场暴雨。咱们人类动用了那么多先进技术：宇宙火箭、气象卫星、太空遥感和大型计算机，分析了一张又一张气象云图，进行48小时天气预报，还常有报不准的时候，而这个一条直肠子通到底、不能再简单的小小蚯蚓又凭哪门子本事做出如此准确的气象预报呢?

简单性与复杂性都是一种活法。庄子观鱼，鱼望庄子，一个活得复杂，一个活得简单，不管选择哪一种，大自然都给你条生路。顺生、顺时、顺应自然，大自然就象白昼那样一目了然。活着并不难，不信?你去问牛。

大自然还算公平，他宠爱简单，也奖掖复杂。他总是给复杂者出难题，却从不为难简单者。苦恼总是属于头脑复杂者。大自然创造出会思考的人类，不过是和他玩一场永无休止的“有奖猜谜”游戏。奖品是──你猜中哪一条，就可以使用哪一条科学原理，将它变成技术产品，供人类享受。人类──大自然的天然“谜友”，要是不互相打架，总是斯斯文文地猜谜该有多好!

人类祖先出自于知识贫乏，对大自然充满着神秘、恐惧与困惑之感;当今一些科学巨匠出自于对大自然的的透辟理解，也被它那不可思议的美妙、庄严和深邃所震撼。这两种人对大自然存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敬畏，惟独那些灌了“半瓶子”粗浅知识的现代人反倒狂妄傲慢的了不得。

不要以为未知都在离我们现实生活十分遥远的科学前沿，诸如宇宙起源、生命起源、黑洞、夸克、超弦……也许在我们身边，甚至在我们最为熟知的地方偏偏存在许多“谜洞”和“谜眼”。有时发现之后人们才领悟到它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科学新天地，会令人类思维全部为之改观。

大自然创造了有感知、能思考的人类并不是让他反过来研究自己的。

我们的感官和大脑都是环境的产物，造就出它们，纯粹是为了人类在地球这个特殊的生态环境中获得最适宜的生存。仅此目的，绝无他意!

大自然本无所谓颜色、声音、味道，它只有光的波长、振动频率和相关的化学反应、物理效应。纯粹是为着人类自身生存的需要才“选择”了16──200000赫兹这段声波作为“可听”的声音，选取400──800纳米的光波作为“可视”的颜色。超出这个频率范围的声波哪怕再“响”我们也听不到──谓之静;越出这段波长的光哪怕再“亮”我们也看不到──谓之黑。可见静并非一定无“声”，黑并非一定无“光”，何以如此?完全是为照顾我们生存需要。

试想人类若能听到16赫兹以下的“次声”，则自家胸腔内，心脏跳动声如雷鼓，两肺呼吸如拉风箱，腹腔肠胃蠕动如狗舔汤盆，屋外孤鸟离枝，枝颤如拨琴弦，室内睡猫鼻息，气流如风笛长吹……日日夜夜陷入如此嘈杂，人类将何以安宁?同理，人类若能看到波长800米以上的红外线，则夜间人体通明，桌椅件件发光，取暖炉强光刺眼，又将何以安眠?盐本无所谓“咸”，糖本无所谓“甜”，空气和水本无所谓“无色、无嗅、无味”，这均为有利于人类生活需求而已。大自然无意特别恩宠人类，并未给予他超出生存实际需要的任何东西。人之视觉不如鹰之高远，不能象猫夜视;人之听觉不如蝙蝠之能辩“超声”;人之嗅觉不如猎犬与野兽。人类不能感知气压、电压、磁极、次声，不能自计时间，人类不得不靠发明各种仪器，借以延伸感官。

相对而言，人类的大脑配置可算是大自然格外开恩了。根据世界著名古人类学家理查德.利基的研究：“猿的新生儿的脑量平均大约200毫升，大约为成年时脑量的一半。”据他推测，若按此一般规律，平均脑量为1350毫克的先代人，其妊娠期理应是21个月(而不是目前的9个月)，俟其新生儿脑量达到675毫克时再降生。由于人类骨盆开口的限制，只允许新生儿脑量达到385毫克时就得提早出生。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人类个个都是“早产儿”!怪不得人类婴儿刚生下来会如此软弱无能，这般娇痴无助，非得在母亲怀里补足这21个月才能下地走路。《封神演义》的作者也许早就猜出了这个道理，他笔下的那个哪吒妊娠期足足42个月(刚好为21个月的两倍)，一生下来就能“满地上跑”。有时“神话”比“人话”要有远见得多。科学与神话都需要想象力，两者常常先期而合。想当年吴承恩笔下的孙悟空，拔一撮毛就“克隆”出一大群孙悟空，现在英国人不是已“克隆”成功一只羊了吗?专家指出：克隆技术最好是用“干细胞”，这在毛发中就有。当年孙悟空从后颈拔毛该是何等聪明。

老子曰：“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倘若我们用白色表示人类已知，黑色表示人类未知，那么，在无限广阔的黑色背景中，我们人类只不过是在一块极其有限的的区域中。科学永远依存于未知，永远离不开对未知的探索。科学只有植根于“未知”的土壤中才能永远保持鲜活。

优秀的科学家从现象中发现规律，而天才的科学家又从众多规律的复杂联系中发现了简单，依据这些简单的原理能够将已有的科学知识系统化，并分门别类地梳理成“知识树”形式。然而，作为整体联系着的大自然并不承认这种人为地割裂自然的狭隘见识。他常常神奇地使这些孤立的树之间“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有时两门年轻学科少年气盛，一个向着宏之又宏的方向，另一个向着微之又微的方向各自孤军奋战，长驱直入，活像两个孙悟空在大自然的掌心中，分别朝着两个相反的方向拼命翻着跟斗。当他它们意得志满地在各自的“天尽头”小解时，到头来，却发现两泡猴尿浇到了同一根柱子上。古生物学拨动着核物理学的“绝对时钟”;宇宙学的脉冲中子星弹奏着微观中子物理的乐谱。

也许人类最大的未知就是──不知道什么是自己永远无法知晓的!这似乎是一个悖论，如果你确确实实已经知道了存在着这样一个领域，你对它就不再是一无所知。

我们的头脑中只能贮存“知”，不能容纳“非知”。不论是“已知”还是“未知”都属于不同程度的“知”。一个人处于绝对黑暗中，对周围完全无知，他不知“有什么”，也就不存在“看不见什么”具体东西的问题。这是一种“非知”状态。只有当他触到某一物件才产生“看不见什么”的问题，它属于未知状态。

人类只能知晓“知”，不能知觉“非知”，更不知道有多少“非知”存在。只是从哲学的理念上看，应该存在着无穷无尽的“非知”。一个造诣高深的科学家不仅他所通晓的“已知”以及他脑中的“未知”要远远多于一般人，而且他的头脑中对“非知”也随时保持高度的警觉。一旦机遇出现，他能突破头脑中“已知”的束缚，敏感地识别，及时地捕捉，并竭尽全力地将“非知”转化为“知”，最终成为“已知”。

先民们敬畏自然、崇拜自然，萌生过朴素的宗教感情。他们崇拜火，崇拜太阳，崇拜母神，公元前3900年的古埃及人甚至崇拜尼罗河，每年在汛期之前都要在河中溺死一名少女，作为“尼罗河的婚礼”。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它最近400年的突飞猛进，在一般人们的心目中大自然似乎已一览无余不再神秘。人们不再敬畏自然，凭借手中的科学技术，改变环境，创造出数不胜数的人工制品，过上了越来越舒适的生活。人们渐生狂妄，乃至发展到“人类至上”的程度，活象普希金笔下的那个渔妇。解除了敬畏之心束缚的人类，总是为着各自的私利胡来，他们争相掠夺自然、破坏自然，把一个本不算大的地球折腾个兜底翻。近地大气层到外层空间，河流湖泊到深海大洋，高山峻岭到原始森林，良田草场到大漠荒原，凡人迹所到之处全被糟蹋得不成样子。可怜这个蒙着蓝色轻纱，在太空中独具魅力的星球几乎找不到一处净空、净水和净土。藐视自然、不懂自然而又惯于卤莽行事的人活像乡里人称的“二杆子”，什么都不忌讳，什么都要胡来，不顾子孙后代，不信因果报应，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大自然更不怕，没有任何王法和规章能管得住他们，他们的破坏力是毁灭性的。遗憾的是，人类中的这种“二杆子”并不在少数。哪怕他重权在握，哪怕他家境富裕，哪怕他顶着个“总工”、“总裁”头衔，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他们仍然是个“二杆子”。

人类在发展中堕落，在科学中愚昧，在叛逆自然中自掘坟墓。忤逆自然的人类将不会在大自然中寿终正寝。人类是一个整体，我们都是“地球号”宇宙航船的乘客。共生共灭的人类只有同舟共济，只有拯救整个人类才能真正拯救我们自己。

敬畏自然、顺应自然、理解自然，我们人类方可在大自然中和合万世，颐养天年。

(之二)

自然，即宇宙、天地、环境与生物的关系怎样，人又处于怎样的位置?我们人类做了那些对不起自然的事?受了自然怎样的报复?人类在发展自身的过程中，要如何协调与自然的关系?人是自然的主宰吗?人要继续在自然中繁衍生息，发展进步，该好好地思考这些问题。

充分尊重与敬畏自然

人类是大自然依据某种规律生成的艺术。在大自然面前，人类只不过是受到自然羽翼庇护的一枚脆弱的薄壳鸟蛋，只不过是在母亲慈爱目光下蹒跚学步的孩子。人类对宇宙的认识越深入，就越感到自然力的伟大、神奇，越感到生命的珍贵和困惑，正如丹麦哲学家基尔凯戈尔所说：“从最小的苍蝇到神下凡化身为基督的神灵，每一件事对我来说都是难以理解的。”人类应该充分地尊重充满秘密的自然。

禅语说：“一花一世界，一树一乾坤。”是啊，我们可以从花、树中找到有关植物、土壤、气候、空气、阳光等资料。从现在科学的理论出发，从细胞克隆的技术出发，科学家至少从理论上赞同，能过从一粒沙子克隆出一个是宇宙。但我们人类到底已了解了多少?能做出的事又有多少?天文学家耗费了数十年的心血，计算出形成目前地球生态所必要的物理常数，其中最主要的5个数据是：c=2.99792458×1010厘米/秒;h=1.054589×10-27克·cm2/秒;G=6.673×10-8cm3·g-1 ·秒-2 ; e=1.60219×10-19库仑·秒-1; mP=1.67261×10-24克。科学家们发现，宇宙中所有事物的物理特征尺寸，如原子的大小、密度，核子大小、密度，分子作用等都有这几个基本物理常数参与形成。人以及其它一切事物，均是这些物理常数“拼装”的结果。科学家们发现，在生命的组合过程中，任何一个常数发生极小的改变，如即使有百万分之一的变化，生命就无法产生，宇宙就不是现在的模样。如地球温度高了，则生化反应太快，人的寿命就会缩短;温度低了，反应就会停止;G如太大，太阳就出现高温等。这一原理延伸为生物科学的多元选择原理，即宇宙间的任何生物都是大自然多种必要因素的合力作用而特制成功的。因此，人和其它生物一样，都是大自然的杰作。

大自然的智慧，是人类正苦苦探索而终不得解的神秘智慧。5个常数为何能协调一致而造成生命?有些学者曾提出一种偶然性的“随机生命诞生学说”，如一次大规模爆炸产生生命等，然而这种假想一出炉，马上被众多学者否定。经过大型计算机计算，生命出于偶然生成的可能性几乎没有。科学家们驳斥这种理论时说，5个条件偶然相同造就了细胞，这种可能性如同说一阵刮过飞机零件库的大风能拼装出一架波音飞机，一只猴子去玩电脑键盘能打出莎士比亚的戏剧一样，是何等荒谬的假想。那么，是什么智力使生命得以产生?只能用“大自然的智慧”来解释。中外学者早已发现了地球的自转，地球绕太阳公转的现象，是什么智力设计得如此巧妙，使地球有了白天黑夜，有了一年四季?只能用“大自然智慧”来解释。对宇宙天体认识深刻的爱恩斯坦，是杰出的科学家，同时又信奉基督教，因为在人类还没有探明“大自然智慧”的神秘力量之前，敬畏信奉这种威力同时是一种精神寄托与追求，爱恩斯坦把这种威力视为“上帝”。

现代人的自然观，应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人对自然应充分尊重与敬畏。

中华先哲的睿智

中华先哲，儒、道、释三家，都强调尊重自然，都把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作为生存的最高境界，其中最使现代人感到敬服的是道家老子、庄子的思想。

老子学说的精华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人法地，是说人要师法大地，向大地学习。学什么?大地承载了万物，却不要任何回报;大地承载了万物的罪过，却仍然宽容的让万物发展。《易经》的“坤卦”，把大地特征用“直”、“方”、“大”3个字概括，“直”是顺道而行，不走邪路;“方”是讲求原则，善恶有报;“大”是博大宽广，包容一切。这些品质，不正是人类发展所迫切需要的吗?

地法天，是说大地的一切，又是师法了宇宙。老子认为，大地只是天的组成部分，大法的法则，来自于天。我们效法大地，就应知道地所师法的天。《易经》所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行健”是宇宙的运行转动，永远在正常健全地进行。据当代大儒南怀瑾先生考证，中国古代学者对天的认识并非“天圆地方”，孔子的弟子曾子，就曾说过地是圆的，不是方的，而且一直在旋转，古人所谓“天道左转，地道右旋”的观念，早在先秦就有了，这种关于宇宙构成的认识，与现代科学已十分接近。宇宙运行统领着大地万物，所以“地法天”。

天法道，天地又是师法“道”，由“道”来支配的。这“道”是个“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的存在，“独立”，指超越万物而卓立，“不改”指不因具体事物的变化而变化，“周行而不殆”指处处存在，永不穷尽。老子讲的“道”就是“可以为天下母(发源处)，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相当于伊斯朗教所信奉的“阿拉”，爱恩斯坦所信奉的“上帝”，是古人心目中主宰了天地的“第一因素”，是使星球运转、时空转换的伟力。

道法自然，这是老子对“道”最独特的解说，是道家行为的准则。“自然”并非指具体的自然界，这个自然界已经包容在“地”中了，“自然”的“自”是自在的本身，“然”是当然如此。“道法自然”说的是“道”效法自己本身，“道”至高至极也就“自然而然”。在老子用他学说来评说世事时，对一切“反自然”而企图用自己的“仁”来统一天下的哲人，是持否定观点的。在他看来，人不应去苦苦追求“难得之物”，应满足于简朴的生活，与大自然与生存环境融为一体，这样精神上冲谦平和，不走极端，不为天下先，人人如此，社会无盗无匪，也就无需圣人治理，可形成一个“无为而治”的群落。

庄子继承了老子的观点，他提出“天与人不相胜”等观念。认为人与自然界应是和谐相处关系，不应强使自然服从人的意志。他身体力行并发展了“道法自然”的理念，认为自然状态的人的道德是最高尚的。人对物质的无尽的欲望必然造成人的堕落。因此，庄子主张人应复归自然，返璞归真。“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即与野生禽兽和平共处，与世间万物谐同一体。美国人梭罗在20世纪初在瓦尔登湖的生存试验，实与庄子同出一心。

人对自然的态度必然影响人的人际关系、人的审美心理。老庄的思想在古代文人的诗文中多有体现，凡忘情山水，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境界，多源自老、庄，如苏东坡的“哀人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的慨叹等。

尽管老子、庄子学说忽略了人类进化的积极作用，尽管在当时生产力低下的历史条件下，他们也不可能明白，人类只有在科学地认识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在人类文明进步所取得的一切积极成果的基础上，才能在更高层次上真正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但他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深度，仍然让二千三百年以后的当代学者感到惊愕。尤其在现代人急功近利而对大自然进行破坏性掠夺并已受到大自然的严厉报复之后，人们才重新审视生活在农耕社会之初的老子、庄子那闪烁先知光辉的哲言。

现代人类的反思

现代人类对自然资源的相争掠夺，远远超出了维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且手段的残酷，已经足以毁灭整个人类社会，毁灭地球这一人类生存的家园。现代人类到了该反思自己的时候。合理的利用资源，保护资源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条件，然而人类却未能理性地控制自己，掠夺的资源中，有很大一部分不但没有发挥积极作用，反而遗害无穷。大跃进时有一句全国流行的豪言壮语：“地球是颗红玛瑙，我想怎雕就怎雕。”被类似言语鼓动起来的亿万人，把大量精力投入伐木炼钢、围湖造田、开山种粮、垦植草原……形成了一场举国上下“战天斗地”的群众运动，大自然成了被“战”、被“斗”、被“改”、被“变”的对象，几年“跃进”，换来的是连续的“三年灾害”，这是我国环境保护史上的一个沉痛的教训。

世界上先进工业国家对世界资源的掠夺，和对环境的破坏，是造成世界性资源危机和环境恶化的根源。

人类赖以生存的水源、空气、阳光、都受到污染的严重威胁。地球上三分之二的面积是水面，但是现在水面成了各国的排污处，加之酸雨，泄油等因素，海洋、胡泊、河流的水源，都存在相当严重的污染，以致众多国家出现了饮用水危机，人们越来越依赖“瓶装水”，生态平衡被破坏引发的干旱洪涝灾害越来越频繁，地球资源中最为重要的水资源危机已经迫近。

大气污染同样严重。大量的有毒工业废气，汽车废气及工业排放的二氧化碳，已危及人类呼吸。由于植被破坏造成的沙暴，已使我国首都群众出门必须戴口罩甚至面罩，否则不仅“尘满面”而且“沙满嘴”。由于大多数都市空气混浊，人们已经很难在城市的水泥森林中看到明净的蓝天和深邃的星空。在都市“诗意的生存”已难实现。

阳光也被污染。人类得以生存，是由于大气臭氧层抵御了太阳辐射的大量紫外线。而臭氧层现在由于人类排放的废气(如氟里昂等)已遭受部分破坏。南极的臭氧层出现了空洞，如此发展下去，阳光可能成为导致皮肤癌的“温柔杀手”，人们外出要穿太空人那样的防护服或头顶一把防护伞。人们对阳光的感情，也会由热爱到恐惧。而这一切后果都是人为造成的。

我国煤炭资源发现于汉代，石油资源发现于宋代，对天地存有虔诚敬畏的古人，明知这两种物质的用途，却没有大力开采。汉代称煤为“劫灰”，推测它是由树木等生物遭“劫”后生成，是上一次“轮回”的遗物，是无法再生的祖产，因而没有挖掘。宋人认为可以燃烧的石油是大地的血液，也由于敬畏而不敢为地球“放血”。而现代人明知煤与石油是近50亿年才形成的的宝贵资源，却准备在几百年中挥霍殆尽。据世界石油组织的统计，全世界的石油仅够开采50年，消耗时间只占形成储存期的千万分之一。而所开采的石油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用于穷奢极欲的享受和维持战争机器的运转。这两方面的用途又是密不可分的，正如核物理学家兼散文作家詹克明先生在《裸猿〈道德篇〉》中对人类良知的拷问：“人类要想满足自己的极度奢欲，必然要争相掠夺自然资源。大自然犹如一座不上锁的仓库，人人都可以从这座仓库中往家里搬东西，而不必交付分文。你所付出的仅仅是搬运费和把它们挖出来的工钱!这就吸引了大批贪婪的人。他们唯一的原则是：怎么能抢夺得最多就怎么干!他们挑肥拣瘦，只图省事，不管他人，不管环境，不计后果，大量地糟蹋着，任意地挥霍着，肆意地破坏着，无法无天，为所欲为，真是达到了走火入魔的疯狂程度。”

人类不能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本质，正在于人类本身的享受欲与占有欲。而这种人性的缺陷，不能靠科技进步来克服，也不可能靠制度来消除。正如口头高唱人权的科技强国美国，当年把原南斯拉夫的科索沃，后来又把阿富汗、伊拉克当作了武器试验场，投下了大量的贫铀炸弹，造成当地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这时科技就成了污染的帮凶。两次世界大战，归根结底是资源分配权的争夺战。不能与自然和谐相处，也就必然引申到不能与他人和谐相处。因为科技文明不能使人类避免堕落，科技不能营造一个幸福的乐园，因此根治人性享受欲、占有欲的手术刀，只能是影响人类思想的人文理念。人们应该认真地发掘、探索、学习那些有助于人类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睿智，严正地批判对地球随心所欲“你想怎雕就怎雕”的愚昧，引导后代亲近自然、敬畏自然。这是人类──地球上的最有智慧的生物的神圣职责，从人与自然关系而言，正如美国著名病理学家、作家刘易斯·托马斯所说，“这意味着人类思想的又一次革命”